《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调要“全方位提升急诊急救和应急能力”^[1]。急性中毒是急诊医学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发性、快速性、复杂性和高致死性等特点，对人民群众健康和社会安全造成很大影响。急性中毒不仅是急诊科的常见急危重症，更是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必须面对的课题。最新权威数据显示^[2]，中毒和创伤仍是我国居民的第五大死亡原因，更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病死率最高的类型。过去数十年，我国在中毒救治规范化、科研投入及网络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仍面临毒物谱快速变迁、信息平台缺失、毒物检测普及率低、区域性救治水平不均及人才队伍薄弱等系统性挑战。尤其是随着技术进步，新化学物数量增长迅速，化工产品产业发展迅猛，其产品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中毒谱持续变化，而新化学品引发中毒的毒效学、毒代动力学研究相对滞后，使其具有隐匿性的特点，容易误诊或漏诊。本文立足“十五五”规划新起点，系统回顾我国急性中毒防治的成就与挑战，推动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从“单点突破”向“体系赋能”的根本转型。围绕政策引导、体系建设、信息共享、技术普及、人才建设、科研创新及多学科协作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构建一个集“预防—预警—急救—康复”于一体的现代化急性中毒防治体系，以促进中毒防治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专业保障。

1 我国急性中毒防治体系建设的现状

我国急性中毒防治工作在挑战中砥砺前行，在体系建设、政策引导、临床规范、科研探索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1 我国急性中毒救治体系的萌芽与发展 1.1.1 急诊医学中毒亚专业的诞生与中毒控制中心的建立

1983年，我国第一个急诊医学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成立，此后全国各地急诊科陆续建立。急性中毒的识别、处置与管理是急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急诊医师成为中毒防治一线的核心力量，急性中毒已成为急诊医学的核心亚专业之一。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成立国家级中毒控制中心（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毒控制中心），集毒物信息服务、毒物鉴定检测、健康促进、临床诊疗、应急处置和人员培训于一体。急性中毒防治需要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尤其是急诊医学的密切协同，国外中毒防治的临床专业人员多由急诊医师构成，成为毒理学家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3]。2022年中华预防医学会中毒控制分会成立，临床专业中急诊医师占有相当比重；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均设有中毒学组，《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开辟急性中毒专栏，为构建现代化中毒防治体系奠定了专业基础。

1.1.2 我国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体系建设初步成型

我国已初步建成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的“一案三制”基本框架^[4]。围绕处置规范化、网络服务模式、信息化建设、培训演练等方面，中毒控制与卫生应急开展了多项研究和实践，初步建成卫生行政统筹管理下、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国家与地方联动的中毒救治网络，有力推动了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1.1.3 中毒救治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自2005年国家批复建设国家级及省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以来，我国已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三级中毒救治网络，并建成远程会诊系统。201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建设“全国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用户覆盖全国卫生应急机构逾2 000家。近年来，一批区域性中毒中心相继建成，通过中毒专科联盟辐射优质资源。2021年江苏省医学会成立首个省级中毒学专业分会，后续又有多个省份和地市建立了中毒救治（控制）专业学术团体，中毒学科建设开始向专业化、体系化迈进。

现有监测体系仍存短板，依托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建立的中毒事件报告渠道，对未知毒物、新型毒品及非职业性中毒主动监测覆盖不足；系统以事后报告为主，实时性和预警能力较弱，缺乏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早期预警模型；中毒病例数据标准化程度低，难以互联互通和深度分析，制约了大数据在趋势预测与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1.2 政策引导与源头治理的成效初步显现

国家对公共卫生安全高度重视，针对高致死性毒物的政策干预成效显著。毒鼠强、百草枯的全面禁用从源头上遏制了高致死性农药中毒。近年来，针对毒蘑菇中毒高发态势，各级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加大科普宣传和远程会诊力度，有效降低了误食中毒事件发生率，充分证明行政主导的预防策略的巨大价值，具有难以替代的战略作用。

1.3 急性中毒的救治逐步走向规范化与专业化

在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毒控制分会等学术团体引领下，截至2026年2月30日，我国已制定并更新涵盖有机磷、百草枯、敌草快、毒蘑菇、一氧化碳、蛇伤、乌头碱等在内的34项专家共识与指南。这些共识极大规范了中毒性疾病诊疗行为，提升了全国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救治水平，缩小了区域间的不平衡。近3年发布的急性曼陀罗中毒^[5]、秋水仙碱中毒^[6]、急性虫螨腈中毒^[7]等共识，填补了多个领域空白。

1.4 科研投入与探索逐步深入

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的结合日益紧密，在2022年以前的十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平均每年资助300余万元^[8]。省部级及横向课题也有不同程度的投入，但尚缺乏影响深远和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临床科研主要在急诊医学专业，如基于毒物浓度监测的精准血液净化方案、ECMO在重症中毒救治中的应用等^[9]，都体现了科研向临床转化的初步成果。

2 构建我国现代化急性中毒防治体系面临的挑战

对照“十五五”规划“健康优先”战略和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要求^[10]，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我国现代化急性中毒防治体系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2.1 毒物谱快速变迁与防治滞后的矛盾

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涌现，中毒谱正从传统农药、经典药物、气体中毒向新型精神类药物、杀虫剂及混合中毒转变。目前，全球登记注册化学物质已超2.9亿多种^[11]，我国《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登记物质达47 560种^[12]，成为全球新兴物质大国。然而，已知化学毒物的毒效学、毒代学尚不完全清楚，新生化学物质的毒理机制更是空白。在缺乏毒代学资料下的救治常以对症处理为主，存在明显“盲区”，无证据支持的血液净化方案呈现多样性与效果评价矛盾，基础和临床科研的滞后影响了急性中毒的科学防治。

2.2 信息“孤岛”与大数据需求的矛盾

我国尚未建立全国统一、互联互通的急性中毒监测、报告与信息共享平台，导致流行病学数据碎片化，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居多，缺乏高质量多中心前瞻性研究。2023年发表的1 035篇中毒论文中，全国范围流行病学研究仅占6.5%^[13]。这一现状使我们难以把握中毒真实疾病负担与流行病学特征，严重制约了基于大数据的风险预警、临床决策支持和卫生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建立急性中毒登记与注册体系已成为当前中毒防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2.3 毒物检测和特效解毒剂供应的“最后一公里”亟待开通

毒物检测是中毒精准诊治的“导航仪”，但目前多数医院远未普及。一项针对31家省级中毒救治基地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家仅能检测11.16种毒物，仅70.97%的实验室通过计量认证^[14]。检测能力集中在少数疾控中心、大型教学医院和民营机构，存在技术平台不统一、收费标准不一、送检流程不畅等难题。没有快速准确的检测，精准血液净化与预后评估便失去依据。特效解毒剂往往是决定预后的关键，但作为小众药品，面临生产成本高、市场需求低导致的供应动力不足，基层医院普遍缺乏储备，突发中毒事件时难以满足防治需求。

2.4 中毒救治网络“有网不强”，人才梯队建设亟需加强

尽管已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网络雏形，但基层救治能力严重不足。在突发中毒事件中，应急救援指挥系统包括医疗机构、疾控中心、120急救中心、消防等部门的联动指挥协调机制有待健全。同时，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权威、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仍显滞后，如何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发布防护指引与救治信息，有效引导舆情、避免社会恐慌，也是体系建设中亟待加强的重要一环。院内多学科协作机制尚不健全，中毒性心脏骤停等危重情况综合救治能力不足。临床毒理学专业人才极度匮乏，部分急诊医生缺乏系统毒物学知识培训，能够扎根临床、精通毒理、投身研究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

2.5 临床救治能力不均衡与规范化不足

我国不同区域间急性中毒救治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十分突出。优质急救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与中心城区，农村、偏远地区则面临机构稀少、设备落后、人才匮乏的现实。农村中毒病死率显著高于城市，60岁以上人群中毒病死率是20岁以下人群的5~10倍^[2]，迫切需要增强急诊急救能力的基层却最为薄弱。大多数医疗机构的群体中毒应急扩容能力不足。中毒事件的院前急救和现场处置能力有待加强培训提升。

2.6 中毒的科研与教学存在短板

我国中毒研究基础薄弱，转化率低，临床研究较为局限。流行病学调查多集中于突发群体中毒事件，缺乏覆盖全国范围的急性中毒人群年龄、职业、毒物种类、中毒途径及病死率等系统资料，数据不规范且难以共享。毒理机制基础研究与新型解毒剂研发进展缓慢，治疗领域缺乏重大突破，中毒教学文献严重不足，制约学科可持续发展。中毒相关的急诊急救技术培训、常态化演练不足^[15]。

3 构建智能化、网络化、常态化、防治一体的现代化急性中毒防治体系展望

面向“十五五”，我们应以“健康优先”战略为指引，以中毒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系统性地构建我国现代化急性中毒防治体系。

3.1 重视政策性引导与源头治理的关键作用

鉴于毒鼠强、百草枯的源头治理经验，行政主导与政策约束在未来急性中毒的防治中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要通过立法加强有毒化学物质，尤其是剧毒农药等化学物的管理；另一方面，在农药上市推广之前要充分评估其毒性作用及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国际研究^[16]提示，单纯依赖动物LD50毒性分级存在局限，必须引入人类病死率作为监管基准。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同样深切痛心地体会到了百草枯、敌草快、虫螨腈的实际危害与WHO标注毒性的矛盾反差。有研究建议农药登记设定人类服毒后病死率低于5%的基准，高于此标准应重新评估其可使用性^[13]，这一建议值得相关政策制定者考虑。我国农药上市推广，必须有基于国情的包含临床风险的全面评估。

3.2 健全国家—区域—基层三级联动的网络体系

建议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下，依托现有中毒控制中心，建设“国家级中毒救治与防控中心”。针对地域毒物谱差异，在全国按需求设立每省（自治区）至少一个“区域性急性中毒救治中心”，承担疑难重症救治、技术指导和人才培训职责。设置数量要避免重复设置和临床资源浪费，地理半径和交通能满足急性中毒临床紧急需求，可以依托急诊急救中心建设的基础，发挥急诊医学救治专业优势，更好服务急性中毒患者。因地制宜加强基层和偏远地区中毒救治中心建设，形成覆盖城乡、分级负责、双向转诊的“国家—区域—基层”三级联动网络。同时，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急性中毒应急救援指挥平台，明确卫健委、疾控中心、急诊急救、消防安全等部门职责分工与联动响应流程。医疗机构应制定批量中毒伤员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演练，提升人员、床位、设备、药品的应急扩容能力。消防部门应重视防护服、防毒面具等个人防护装置的储备和能力建设。

3.3 建立全国急性中毒信息共享平台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强制上报与自愿登记相结合的国家级中毒数据库。Sabahi等^[17]推荐的毒理注册最小数据参数，包括基础数据和临床数据两大类，可作为平台建设的参考。平台集成实时监测、信息查询、远程会诊、毒物识别、智能决策支持等功能，推动数据标准化与填报便捷化，为流行病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证据。同时，建立权威、统一的公共卫生信息发布机制，确保在中毒事件发生时，能及时向社会发布准确的防护指引和救治信息，有效引导舆情，避免恐慌等。

3.4 提升中毒救治能力及其均衡化与规范化

针对我国中毒救治能力区域差异显著、基层薄弱的突出问题，应以同质化为目标全面提升救治水平。依托区域性中毒中心建立标准化路径，通过远程会诊、技术帮扶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缩小城乡差距。推广诊疗指南落地，强化质量控制，减少经验性疗效差异。健全多学科协作机制，提升中毒性多器官损伤的综合救治能力。充分利用复苏中心建设，提升中毒相关心脏骤停的救治成功率^[18]。积极推动ECMO等高级生命支持技术规范应用，提高极危重中毒病例的救治成功率。

3.5 推进毒物检测技术普及化、标准化

统筹规划区域毒检中心布局，兼顾服务半径与地域毒物谱特点，科学配置毒检标准品库。充分发挥疾控和职防院技术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与结果互认。积极研发基于POCT理念的快速毒物筛查技术、中毒现场处置的便携式快速检毒设备（如中毒侦检仪）等，让毒物检测从“奢侈品”变为可及的常规武器。这一策略既能提升中毒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又能有效避免资源重复配置造成的浪费，是未来现代化急性中毒防治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

3.6 重视特效解毒剂的开发和合理使用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立足区域中毒防控实际，照顾地理空间和交通、人口分布，结合本地区毒物谱特点科学制定特效解毒剂储备、更新目录，结合区域毒检中心设立并行设置储备点，并形成国家联动机制。既要保障包括基层的区域医疗单位黄金救治时间的快速可及，又要通过动态管理与区域调配，最大限度减少因药物过期造成的资源浪费。

3.7 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监测预警和诊治中的应用

整合医院电子病历、急救调度、互联网搜索、药品销售等多维度数据，构建急性中毒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实现事件早期发现和时空聚集性分析。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开发基于症状体征的毒物种类智能识别与预后预测模型。建立动态更新的毒物信息知识图谱，为防治人员提供实时智能决策支持。

3.8 加强学科协作和中毒科研创新

充分发挥急诊医学“救”的优势与预防医学“防”的优势，形成常态化协作，疾控部门应与急诊密切结合，深入急性中毒“个案”和偶发病例的诊治过程，发挥流调和检测优势，明晰毒物暴露史和高危因素，协助诊治，制定有效预防策略。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联合培训机制和科研协作网络，构建“防救结合、防治并重”的中毒防控新格局。设立国家级中毒防治研究专项，重点攻关快速检测技术、中毒机制、新型解毒剂及血液净化等关键问题。建立国家毒物标本库、临床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库，深化高致死性毒物研究，借鉴国外循证研究实践^[19]，积极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

3.9 重视中毒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依托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毒控制分会等平台，建立分层分类的临床毒理学培训体系。推动省级学会普遍成立中毒学专业委员会，搭建学术交流和青年人才培养平台。采用情景模拟、PBL结合CBL等现代教学方法，提升住院医师中毒救治能力。加强中毒的院前急救与现场处置能力建设，普及便携的快速检毒设备，强化一线人员个人防护装备的配备与培训，确保救援安全。

3.10 重视全周期管理，拓展中毒防治内涵

急性中毒防治应向前延伸至预防科普与社会干预，向后拓展至心理干预与康复随访^[20]。推动中毒预防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针对高发区域和人群开展精准科普，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素养。针对主动摄入多见的现状^[21]，聚焦“毒物不可及”与“社会—家庭预防”两个环节，加强有毒物质流通储存管理，发挥社区与家庭在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22]中的作用。急诊医学应及时向预防医学反馈风险因素与行为特征，形成“临床触发预防、预防反哺临床”的互补机制。

4 总结

构建我国现代化急性中毒防治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政策引导、多方投入、科技支撑与专业协作共同推进，涵盖源头治理、网络建设、智能预警、学科协作、信息共享、毒检普及、解毒剂研发应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及全周期管理等多个维度。未来应致力于实现我国急性中毒防治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从“单点突破”向“体系赋能”的根本转型，推动“以治疗为中心”向“预防—预警—急救—康复”全链条管理转型，最终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毒防治新格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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